考察我国的行政法制可以发现，立法机关致力于满足上述前两个条件，而对第三个条件通常只给予象征性回应。

对政府履职情况的评价常常同责任分配联系在一起，目的是确定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应当被追究还是免除或者减轻责任。三定规定原则上以本级党委办公厅（室）文件形式印发，或者由党委办公厅（室）、政府办公厅（室）联合发文。

因此，行政机关的履职能力往往取决于这些因素所组成的木桶中最短的那一块木板。[3]参见卢超：《从司法过程到组织激励：行政公益诉讼的中国试验》，《法商研究》2018年第5期，第30页。虽然不能断言任何一个地方的政府在任何一次灾害的应对中都达不到这样的要求，但普遍性地要求每个地方的政府在每一次灾害应对中都按照最佳方案行事，肯定是一种奢求。第二，是否在紧急情况下调剂了其他行政资源。[78]而在此处讨论的情形下，求助者本就无力承担费用。

对于行政能力构成中的其他因素，如物资、装备、工程、技术等，法律上的保障性规定相对于预算经费的规定来说，密度更低，内容也更粗疏。首先，在常规情况下，讨论官员履职不力的责任，并不需要考虑认识可能性，因为直接执行法律就可以输出履职方案。对宪法条款作功能主义（functionalism）解释，首要的就是聚焦于宪法的目的（constitutional purposes）。

在我国宪法学界，权力制约被广泛认定为一项宪法原则。它是唯一一条有关经济监督的宪法规定。[38]相关研究参见周佑勇、周维栋:《宪法文本中的执法部门及其与监察机关之配合制约关系》,《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6期,第89-100页。这是我国宪法上的两个审计监督条款。

第127条授予监委专责的反腐权力，目的在于惩治各种无视法律的滥权与专断行为，以捍卫法治秩序。（三）《宪法》第127条：实质意义上的监委监督条款 2018年我国宪法迎来了它的第五次修订，在宪法国家机构一章中增加一节监察委员会。

六、结语：认知我国宪法的一项基础工作 如果说以美国宪法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宪法是旨在保障人权的分权宪法，那么以我国宪法为典型的社会主义宪法则是志在改造社会的监督宪法。第127条规定监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职是之故，本文拟从整体上检视我国宪法上的所有监督条款，对之予以类型化分析，希冀对于全面把握宪法上的监督规范的宪制价值及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有所裨益。[33]这里的违法主体重点不是公民个人，而主要是指公权力机关，如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行政机关行政管理等公权力行为的监督等。

从其宪制功能维度审视，监督条款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27]《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8页。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当然，对于本条款中的监督，宜根据我国宪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精神作扩大解释，即在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同时，引导和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是以监督的名义限制它的发展。

[19]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 月6日第2版。第11条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督管理规定，本质上是为提高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如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能力服务的。

对社会经济制度予以确认并保障，此乃社会主义宪法的一项重要价值，也是它的一个鲜明特征。第77条第2句规定原选举单位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罢免本单位选出的代表，第102条第2款亦是同类之规定。

第41条赋予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活动的权利，通说认为它属于公民政治权利范畴，是公民个体主动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此等规定说明，人大代表的受监督义务是一种绝对刚性的义务，各级人大代表要时刻接受原选举单位或选民的监督。从其价值目标上看,宪法上的监督条款可以划分为四类：承载人民民主、实现人权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法治秩序。（一）继受宪制传统的监督条款 尽管自清末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十余部宪法，但1949年之前的历部宪法与现行宪法并不是同一种类型的宪法。因此，第134条对监督权力的行使范围界定得最为明确。事实上，检察机关监督制约监委的案例颇为常见。

第3条第2款规定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林来梵著:《宪法学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421-422页。

[32]See Larry A. DiMatteo, Galyna Mykhailiuk Nina Mykhailiuk, Advancing the Rule of Law: Greating an Independent and Competent Judiciary, 7 The Italian Law Journal 61, 62-66(2021). [33]《彭真文选》,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5页。[26]参见[德]格奥格·耶利内克著:《主观公法权利体系》,曾韬、赵天书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在我们国家，有各种形式的监督，人大监督是国家监督中最具有权威性的有法律效力的监督。不管是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还是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它们都是监督权的具体化形态。

正确认识国家机关之间的监督关系,才能全面透视宪法创制的国家机关的内部构造。包括人大在内的所有国家机关都属于人民监督的对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8]《胡乔木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3页。是故，第127条同样可以视为实质意义上的监督条款。

[29]由此不难推断，监督宪法的实施，就是为了在政治生活实践中，宪法基本权利规范能够产生应有的拘束力，以使宪法之下的所有人均能享有人权不受侵犯的尊严生活。本文将此等宪法规范的价值目标定位为人权保障，主要是从宪法自身的性质考量。

第1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此乃人民检察院的宪法定位条款。毋庸置疑，监督乃是我国国家机关之间最为核心的一重关系，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监督关系，才能深刻把握我国宪法创制的国家机关的内部构造。

[34]参见门中敬:《法律监督的责任内涵与概念重塑》,《法学评论》2022年第6期,第9页。在我国宪法实施主要有两种方式：政治化实施和法律化实施。

（二）作为义务规范的监督条款 在林林总总的监督条款中，作为义务规范的主要有《宪法》第3条第3款、第77条和第102条等。包括各级人大常委会领导人员及各种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国家公职人员，都是监委监督的对象，藉此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总括而言，在形式意义上的监督条款中，《宪法》第11条、第27条第2款、第62条、第67条第6项、第77条、第102条和第132条，属于典型继受宪制传统型的。毫无疑问，20世纪60、70年代监督权保障不力的经验与教训，乃是该等监督条款得以完善的历史原因。

一是，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每一种监督制度都在其各自的监督领域发挥其宪制功能固然重要，但国家监督制度体系的整体宪制功能是否得到充分的施展更为关键。

[3]林来梵著:《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57页。[1]而第77条、第102条等规定则是第3条第2款内容的具体化。

[32]在我国，审判独立是指法院作为一个国家机关在行使审判权时不受外部干涉。哲学家雅斯贝斯说：我们生活在历史认识的伟大传承之中。